乾坤骨董集 第67章 古玉经典刘大同《古玉辨》

    　　第67章乾坤骨董集古玉经典刘大同《古玉辨》

玩古玉有好几本古代专著，从今天开始李舞雩把整理一下相关古玉经典著作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推荐就是古玉最经典之一刘大同先生的《古玉辨》，刘大同先生的《古玉辨》是一部近代古玉辨析的重要典籍。百余年来一直是中国玉界圭臬之作。至今为世界、中国玉器研究界和美学界所推崇。这本书对中国古玉的由来、发现、工艺、用途、种类、赏析诸方面做了详实的著述。出于历史的局限（近现代考古新成就和科学技术新成果的缺失），这部玉书在某些方面尚有完善之、补析之必要。尽管如此，并不影响其在中国古玉史上的作用和地位。站在巨人和大师的肩膀上前行，是我们的责任。

刘大同先生《古玉辨》开篇明义“伏思吾国文艺之开化，以玉为最古，其他皆在其后”。

中国是琢玉、赏玉、藏玉、用玉的最早的民族。玉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中留下的印迹实在太深、太广，后人不可不重视。

东汉袁康《越绝书》中记载“至黄帝之时，以玉为兵，以伐树木为宫室”。战国时期学者就提出，兵器材质的演变过程分四个时期，为石兵—玉兵—铜兵—铁兵。首次在铜与石之间划出一个“玉”的时代。这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进入了一个独特的，以玉为生产资料的阶段，不少学者认为“可能”存在一个“玉器文化时代”。

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在《石雅》一书中也写到“夫玉之为物虽微，使能即而祥焉，则凡民族之所往反，与文化之所逆嬗，将皆得于是征之”。意思是说，玉器虽小，但它对了解、印证民族的历史、文化的进步都有很大的作用。

第一，古玉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鉴证。自新石器时期始，先民怀着对天，对神灵的崇拜，希望通过玉和天、地沟通。对上天的恐惧、恭敬、祈盼、倾诉、慰藉等情绪都是通过玉来实现。所谓“苍璧礼天，黄琮礼地，青圭礼东，白琥礼西，赤璋礼南，玄璜礼北”，即是先民的玉情结。

第二，玉是封建王权的标志。天子的神圣不可侵犯，是通过玉来实现的。皇帝的“龙椅”是玉椅；皇帝的“眠床”是玉床；皇帝的权柄标志是玉玺；皇帝昭示天下的文书圣旨也以玉为柄。

第三，古玉是儒家礼学精神的标志物。儒家礼教的传承、布达，无不通过玉器来体现。儒生士大夫们终生信奉“君子比德于玉”和“玉有六德、八德”，儒家把玉器人格化，使之成为封建社会最神圣的“君子”，故而君子玉不离身。

第四，玉为兵器，自夏、商、周始，玉戈玉戚玉簇等玉器，不仅有兵器的功能而且还有其他的功能。比如仪仗作用。夏商周时期，随着青铜戈的出现，玉戈已不是使用兵器，而是一种体现神权、王权威仪的器具。自国家出现后，国家的头等大事不外有二，一是战争，二是祭祀。商周时期，战争已规范化和规模化。战争离不开兵器，军令和军威，这些玉戈、玉戚由武器变成最神圣的宣示战争，发号施令的权杖器具。史载周武王伐纣，牧野誓师时“左杖黄鉞，右秉白旄”；纣王战败，以玉裹身，自焚而亡；后，武王用玉制“黄鉞“斩纣王头；商王武丁之妻“妇好”墓中随葬玉戈就有39 件；在上世纪70 年代宝鸡出土虞国国君墓中发现也有很多的玉戈类兵器。由此可见，玉在上古时代所起的社会功能作用，是其他任何器物都无法取代的。既然玉器在几千年华夏历史中有如此重要之地位，那么，要认识它，了解它，体现它，鉴别它，自是不言而喻了。

刘大同先生这样表述他的著书目的。他说“宋元时代，诸多玉书，皆恐后人不知道古玉之名称，作何使用，为考古也”。“吾作《古玉辨》者，是恐人不能辨古玉之真赝，为存古也”。

上述文字显见，刘先生写书的目的是“鉴玉存古”辨真伪，他愿把六十余年把玩佩带古玉之经验“约略纪之，质诸同好以供研究”

《古玉辨》是刘大同先生著于1940年的力作，描述了中国古代玉器的历史、特性、分类、产地、刀功、用途等，还包括了玩玉、盘玉、辨别真伪等方面的经验心得的总结，是古玉鉴赏、理论研究方面的经典。《古玉辨》以实物为据，绘出图形加以论证和说明。现仍为考古工作者和古玉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。收藏、研究古玉的人对《古玉辨》推崇备至，不时引用，以为鉴别古玉真伪之准绳。

此图系博雅斋1976年11月的影印本。

自序

世之著金石书者，如无参考之书，则书不易著；如无鉴别之识，则书不易着；即使有鉴别之识，参考之书，而见闻不广，搜集无多，则书仍不易著，此理之必然者也。余自幼嗜古有癖，独于古玉则尤甚。饮食起居，佩不去身，古族中老幼，皆以玉痴目我。既壮，好之愈深，是以庚子之变后，有俄使白兰荪之赠品数百具，亦奇遇也。惜宁局被回禄，荡然无一存者，每一念及，不觉黯然。

今老矣，而嗜古之癖，仍不少减。殆所谓古欢清爱，年愈老而情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