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秦秘史 7.4

    　　第七卷：浩瀚烟同波，唯留诗与书

第四篇：江山如梦化云烟，故国繁华恨难当

（尽心尽力则无怨无悔）也就在曹文诏将军身死殉国这一年正月，义军向淮河流域流动，张献忠所部流窜至南直隶，并将中都凤阳攻破，凤阳城内外大量房屋被焚毁，明朝祖陵也不例外。不仅如此，屠杀官民也达万人，劫掠之资无数。当时，凤阳巡抚杨一鹏在淮安，无法及时救援。事后，朝野震惊，崇祯帝以陵寝失守罪逮捕杨一鹏，重罪问斩。哎呀！虽有罪，却不致问斩，实是责切。

面对义军四处流窜、日益壮大，朝廷终于狠下心全力剿灭，而不是一味幻想招安。崇祯八年，崇祯帝新设五省总理，由湖广巡抚卢象升兼任，并与五省总督洪承畴互相配合，洪承畴负责西北方向，卢象升负责东南方向。九年三月，孙传庭被举荐为陕西巡抚，这时的陕西巡抚之位其实是烫手的山芋，举荐之人是没安好心，但传庭有意出任剿叛，莫非这就叫坏心办好事？却说洪承畴、卢象升、孙传庭三人确有能力，在通力配合下，致使义军生存困难，不得不向预想方向奔逃。“闯王”高迎祥率军攻向西安，于周至县黑水峪，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，义军大败，其首领高迎祥被俘，押往BJ，凌迟处死。闯王高迎祥之死，极大触动了农民军，降的降，败的败，藏的藏。在孙传庭的努力下，基本肃清了关中地区的威胁，极大反转稳定了局势。高迎祥残部向西北投奔李自成，“闯王”的名号也自此转归李自成。洪承畴负责西北方向的李自成，义军作战不利，屡战屡败。

就在同一年，黄台吉以从蒙古获得“传国玉玺”为由，于沈阳盛京祭天登位，改国号“大清”，以“崇德”为年号，其所谓之名不言而喻。崇祯九年六月，清寇十万再次入塞劫掠。兵分三路，攻入明朝境内，于延庆县汇合。清贼所到之处，烧杀劫掠，无恶不作。此时，明军主力或在长城边关，或在剿叛，救援不及，而距离近的军队却在总督、尚书等高级官员授意下按兵不动，畏战畏死。致使清贼如入无人之地，所遇抵抗无不粉碎，河BJ畿千万百姓哀嚎满地。崇祯帝急得跳脚，赶紧下旨命各路部队入京勤王，包括正在剿匪剿叛的卢象升等人。然而，卢象升抵达京城时，清贼已大掠而归，明军竟不能挡，京畿百姓苦痛万分，报仇无路。卢象升见京畿遍地苦楚，遂率军出塞追赶，救回七千多俘虏，行至蒙古木叶山而还。崇祯帝遂让卢象升替代作战怯懦不利的宣大总督，由他驻防宣府、大同一带边疆重镇。

可是自从卢象升调往北方边关任职，河南湖广一带的义军，逃过一劫，得以喘息，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发展壮大之程，湖广一带以张献忠所部势力最大。另一支势力则为继承“闯王”称号的李自成，主要在四川，甘肃，陕西等西北一带流窜活动。为了彻底剿灭农民军，崇祯皇帝重新启用了尚在丁忧的杨嗣昌，任命为兵部尚书。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，并提出了“四正六隅、十面张网”的方针，所谓“四正”：即以陕西，河南，湖广，江北为四正，四地巡抚专剿叛军，所谓“六隅”：即以延绥，山西，山东，江南，江西，四川为六隅，六地巡抚专防守且协剿，合称十面之网，由总督、总理随贼所向，堵截包围，征讨消灭。然而，目前明国内忧外患，想要实行杨嗣昌的计划，必须在有些地方有所妥协。杨嗣昌又提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他认为清贼外患止骚扰北方，不至于威胁统治根基，当务之急是彻底根除四处流窜的农民军。建议先与清贼谈判议和，如“汉与匈奴故事”，再不济，类“宋之岁币”，总好过清贼年年入关烧杀劫掠。“虚境”中的我也不禁认同：此所谓向局势低头，识时务，认清主次矛盾。

杨嗣昌所言，崇祯帝深以为然，也准备与清贼议和，封赏互市、贸易开关等。而杨嗣昌专心于剿叛灭匪，为此需要增兵加饷。钱从何处来，不过是向农民增加赋税，而地主、商贾、士绅、宗族的税却收不到多少。崇祯也道只好再苦一苦百姓，以为农民百姓生活尚未到极限，可是如果人人安居乐业，西北义军何至于发展到半个江山，轰轰烈烈，剿之不尽。

此外，杨嗣昌力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六省总理，处理南直隶、湖广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四川六省军务，肩负镇压起义军的重担，与洪承畴配合，一个负责东南，一个负责西北。然而，熊文灿认识不到剿贼务尽，总幻想着招安省事。崇祯十一年二月，湖广地区农民起义军刘国能、张献忠所部先后受熊文灿招抚，杨嗣昌鉴于其父招抚失败的教训，提出反对意见，并主张刘、张等“杀贼自效”才可信任，但熊文灿急于招安，并得到崇祯帝的支持，杨嗣昌只好顺从皇帝的意见，也相信了义军的投降是趋势使然。

由于熊文灿的招安政策，湖广一带的起义军暂时得到了控制。然而，这种表面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。起义军的势力依然强大，他们只是暂时隐藏起来，等待时机再度崛起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杨嗣昌和洪承畴继续加强对其他起义军的攻击，试图彻底剿灭农民军的势力。杨嗣昌的“四正六隅、十面张网”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